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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揮國企與產業政策的“階梯”作用
            2020-07-07 作者: 周建軍 來源: 經濟參考報

              如何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開展工業化、在一個后發的國家進行經濟趕超,是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苦苦求索的夢想,更是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始終要面對的現實考卷。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人始終在探索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在多數農業為主的后發國家,經濟趕超就是一個持續工業化并以此縮小與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的過程。工業化是每個后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必經之路。然而,這樣的工業化并不是一個市場自發完成的過程,它充滿了政府和市場的彼此互動和相互促進,甚至充滿了艱辛和曲折,正如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的工業化所展示的。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十幾億中國人民,將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創造了工業化的中國奇跡,走出了經濟趕超的中國道路。

              十多億人口的大規模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面貌,史無前例地重塑了世界經濟版圖,為世界和平與繁榮注入了中國能量。與大規模的工業化發展成就密切相關,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收入、人均預期壽命、脫貧人口比重等多項重要發展指標持續提升。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13.6萬億美元(現價美元),人均國民收入達到9470美元(現價美元),整體已經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工業化的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新時代的中國工業(制造業),正走向高質量發展等新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坐標,也面臨著“大而不強”之類的問題和挑戰。如何因應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新要求,做好相應的理論準備和研究探索,是時代和形勢賦予我們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的當然使命。

              從經濟學說史來看,伴隨著工業化在東西方國家的開花結果,經濟學家對后發國家的經濟趕超這一重要命題做了大量的研究。伴隨著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成功實現經濟趕超,一批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思想和著作也隨之誕生。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當以美國開國財長漢密爾頓、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奧地利籍哈佛大學教授熊彼特、俄籍哈佛大學教授格申克龍等為代表。漢密爾頓、李斯特、熊彼特和格申克龍,分別以《制造業報告》、《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經濟發展理論》和《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等傳世名作,推動了不同歷史時期對于經濟趕超問題的討論甚至實施。

              國企與產業政策在后發國家趕超中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來,以斯蒂格利茨、羅德里克、馬祖卡托、張夏準和林毅夫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經濟趕超尤其是經濟趕超中的制度因素(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等)也進行了大量討論,掀起了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討論熱潮。而且,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也對此予以高度關注,以各種形式參與這些重要的發展政策討論。聯合國貿發會議2018年度《世界投資報告》的副標題就是以新型產業政策命名的,并研究披露了占全球GDP90%左右的經濟體都在廣泛使用產業政策的重要事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度的研究報告,對亞洲經濟體起飛過程中的產業政策(盡管并不總是成功)給予積極評價,稱贊產業政策引導下的產業發展目標可以更容易地實現。經濟合作組織也認為,國有企業可以作為市場機制和監管的補充機制,用于解決市場失靈、實現社會目標等。

              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每一個典型的工業化國家都有自己介入經濟活動的方式。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當下來看,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也都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某種程度上,國有企業就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產業政策。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中國創造性地發展了國有經濟、私有經濟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積極調動了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的能動性;另一方面,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得到了產業政策的支持和自主創新戰略的引導,多個渠道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也彌補了市場的缺陷和不足。基于自身實踐來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方法論,基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的發展經驗,也受到了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矚目。

              無論從歷史還是當下來看,有為的政府是發達國家和后發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因素。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的多樣化存在,是發達國家在歷史上實現經濟趕超并在當下的全球競爭中獲取優勢地位的重要階梯。公共投資(國有企業)在任何旨在趕超的經濟戰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美國開國財長漢密爾頓的《制造業報告》,引領和推動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工業化國家最近兩百多年的產業政策傳統。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當今世界經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是寡頭壟斷資本、大企業主導的市場經濟;而全球寡頭壟斷資本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從半導體到大飛機,概莫能外。

              積極有為的產業政策、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中占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和領軍企業,才是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真實經濟學。時至當下,美國有著非常典型的產業政策體系,產業技術政策(政府研發支出全球最多)和產業組織政策(反壟斷政策的悠久歷史)為本國企業服務;憑借實力強勁的跨國公司群體,美國仍舊擁有全球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的最大份額,在飛機、集成電路、精密儀器、制藥等產業具有競爭優勢。這個意義上,后發國家有必要深入了解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真實歷史和現狀,審慎選擇和制定發展政策;誠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一再呼吁和建議的:“按我們做的做,別按我們說的做”(Do as We Do,Not as We Say)。

              回首過去,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的既有優勢,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這些“階梯”的重要作用,已經被新中國成立70周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成就所證明。面向未來,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的角色仍舊不可或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體中華兒女的努力下,借力“趕超的階梯”,中國經濟趕超的目標必將實現。

              (作者系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系作者圖書《趕超的階梯: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的國際比較》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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