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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的有為和有所不為
            2020-07-14 作者: 龍衛球 來源: 經濟參考報

              民法典形成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民商法發展積累的基礎上,做出了形成全面依法治國的民法支柱、構筑市場經濟法權基礎和追求民法再現代化的三大積極作為。與此同時,在維護立法節制和特色保留的原則下也有所不為。我們期待,這部民法典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躊躇滿志,而且還有能夠經受住長期實踐考驗的立法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出臺了,這部民法典明明白白冠名為“典”,成為新中國以來第一部命名為“典”的法律。從法律形式上說,“典”意味著立法表達形式達到了科學系統化的較高水平,顯示出較高成熟度和穩定性。從法律地位上說,冠名為“典”意味著法律高位階的肯定。民法典為什么這么重要?

              首先在于民法關乎的是社會生活的常識常理。民法在所有法律體系中被認為屬于最普通、最接地氣的法律,所以也稱“市民社會法”、“基本社會關系法”。它以維護和保障民事權利為中心,調整民事生活關系,反映社會生活一般價值需求,包括平等、自由、誠信、公平,等等。

              其次,民法典的引人矚目也在于其編纂十分不易。越是常識的東西,就越不容易確立,古今中外都有這樣的經驗。民法是爭取來的,是人類為自身權利斗爭而來的。1804年《法國民法典》、1900年《德國民法典》、近鄰的《日本民法典》都是如此。沒有足夠的歷史條件和政治條件,民法是不會得到確立的,民法典也不會真正編纂出來。我們今天制定民法典,表明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走向民法社會的決心。

              民法典是一項高度科學系統化的工程,其立法技術追求自身形式邏輯的合理,增加了難度。我國立法者希望能夠為世界民法貢獻“中國方案”,提出了兩個極具特色的目標:一是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一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位。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極其考驗智慧和能力。

              民法典制訂實現了三個有為

              民法典編纂出臺不僅僅具有形式意義,它在制度上、內容上具有相當的充實度,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形成的民商法的一次編纂整理,是借助體系化對現行民商法立法的一次重要體制化提煉,同時基于新時代新使命的強烈意識,也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些獨特創造。

              例如,其中總則編主要來自1986年民法通則,物權編主要來自2007年物權法,合同編主要來自1999年合同法,侵權責任編主要來自2009年侵權責任法,婚姻家庭編主要來自于1980年婚姻法和1991年收養法,繼承編主要來自于1985年繼承法。人格權編雖然說是新的,但其實也是有跡可循,可以認為是由民法通則中“民事權利”的“人身權”規定脫胎而來。

              民法典的編纂,對上述法律在體系化基礎上,結合司法實踐和未來趨勢,進行了整合、纂修、補充、完善和部分的創制,使其更加完備,也更加富于時代感。從這個意義上看,民法典在內容上是對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民商法的鞏固和發展,其亮點在于更加體系化和適時更新。歸納起來,在形成全面依法治國的民法支柱、構筑市場經濟法權基礎、實現民法再現代化等方面都算得上頗有作為。

              形成全面依法治國的民法支柱

              民法典是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正式提出來的,“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中心命題是全面依法治國,民法典編纂因此首先必須服務于全面依法治國這個基本主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

              全面依法治國的法律支柱,當然不只有民法。從理論上說,法律作為一個總體體系,在現代社會里至少體現為三大領域:公法、私法、社會法。它們各有其功能,其中民法是私法的基礎,共同支撐起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的法律要求。從全面依法治國來說,三根法律支柱都應該支起來,而且應該一般齊。現在,民法典出臺,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民法支柱。

              構筑市場經濟的法權基礎

              民法典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的目的定位,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大邏輯的必然。民法典之所以得到各個方面的期待和支持,也在于它對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的追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

              民法典為了加強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設,其重點之一就是推進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特別是作為重點攻關領域的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要強化民法在資源配置上的規則覆蓋和力度,不僅將更加重要和更加廣泛的資源納入民法之下,還要確保真正用市場化的法律方式去配置。

              民法典在相關領域的攻關集中體現在物權編,在鞏固已經取得的物權法及其成果的基礎上,針對土地物權做出了一些重要努力。比如,物權編在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經營權”增加了第339條到第342條四個條文,總結此前政策實踐和單行法修法成果,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基礎上,再次分離“土地經營權”,形成了農村經營條件下的“土地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經營權”的所謂“三權分置”的全新架構。這一制度新創的目的,就是要進一步推進農地重要資源配置的市場化,適應正在興起的農業現代化和規模化經營的要求,通過“土地經營權”再分離,提供土地經營權市場化基礎。物權編的資源配置市場化努力,也體現在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改革、擔保物權統一登記制度改革等方面,為增進土地使用權利及其價值流轉提供制度幫助和保障。

              當然,民法典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也體現在對一些新型重要資源的民事權利和保護確認,比如總則編對數據和虛擬財產的規定。

              追求民法更進一步現代化

              民法典編纂成功之際,已經是新世紀的第二十個年頭。作為立身于21世紀最新出臺的我們這部民法典,如何演化自己的調整范疇、調整方法,這也是世人所關注的話題。

              十年來,第四次科技革命或工業革命的出現,給社會、經濟帶來許多變化。特別是從互聯網發展到數據平臺、人工智能和物聯網階段,從生物藥劑、轉基因發展為基因工程階段以來,我們明顯意識到人類社會正在形成某種質的變化。它不僅極大地重塑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特別是其中的生產和生活關系,也對現在的法律形態和基本規范手段提出挑戰。民法典編纂立法者一開始就提出在整合以往立法的基礎上,也應當體現時代特點。當然,這些時代創制同樣必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階段要求緊密結合。民法典的創新,體現在很多地方。

              總則編引入了生態環境保護原則,體現了新時代新發展理念。物權編引入了居住權,這不是古老的羅馬法和近代的法國法的房屋用益物權,而是在中國現代城市化背景下對社會夾層的一種照顧物權。

              合同編引入了大量的新規則,或者強化了一些規則,應對當代復雜社會交易環境下不斷增加的合同不確定性風險。例如:引入預約合同制度;轉化規定情勢變更制度并且以公平為衡量標準;加強不安抗辯權和預期違約等的協同,系統應對合同預期障礙;在具體合同中針對特殊的不確定性問題建立相應化解機制。

              人格權編在過去民法通則人格權規定的基礎上,進行了適時的豐富和發展,特別處理了與生物科技、醫學科技應用的關系,包括:明確禁止任何人體交易(第1007條),嚴格規范研究新藥、醫療器械或者發展新的預防和治療方法所需要臨床試驗的條件和程序(第1008條),嚴格規范從事與人體基因、人體胚胎等有關的醫學和科研活動(第1009條)。同時,引入規定“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適應信息科技背景下的新型人格保護需要。

              繼承編豐富了遺囑形式,引入了遺產管理人規定。侵權責任編以當下風險社會為判斷,從責任承擔到責任治理進行完善升級。

              民法典的立法節制和特色保留

              民法典編纂要做到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我們這部民法典追求將好的民法典和適合自己的民法典相結合,有意識地通過某種程度的“消極無為”和“積極無為”,在立法節制和特色保留方面作出顯著努力,實現立法科學和立法特色的融合。

              民法典的篇幅節制

              節制是科學立法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對于一部民法典來說,并不是規定越多、條文越多就越有價值。我們這部民法典條文只有1260條,看起來似乎很龐大,但是比起歷史上的法典特別是最新幾部新興民法典,條文少了很多。從現有的立法能力和立法對象的復雜性來說,做到了很好的節制。

              現在的社會顯然更加復雜和變動不居,因此在更多方面不容易穩定下來,要進行規范定制很難,進行體制性規范定制就更是難上加難。可以采取與之相適應的立法方式,以便留下余地,通過原則確權、框架確權等方式,來抽取所謂體制性規定;植入接引或者授權規范,將容易變動的具體制度交給單行法去規定。民法典在不少重要創制性的制度設計中,面對重要但難以看清法律規范需求的領域,采取了“但求方向不求具體”的框架立法模式。例如,人格權編對個人信息只規定了幾條,具體的授權留給將來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和其他法律法規處理。物權編對三權分置創新,也只是增加規定了四條引入土地經營權框架的規定,具體的顯然是要交給單行法和政策去繼續形成。

              民法典雖然采取民商合一,但是對商法基本上沒有具體涉及,而是極其有限地處理了民法和商法的關系,以及在法律行為、主體、合同等一些問題上表達了一些共同性規則。民法典也沒有對明確承認為一類民事權利的知識產權設定分編,盡管從理論上講知識產權屬于廣義民法的一部分。

              民法典也有意識處理了法典的封閉和體系開放的關系,積極增加其包容性和動態適應性。比如在總則編明確宣示了原則,使其內在體系凸顯出來,還獨樹一幟地規定了民事權利、民事責任一般規定,這些都有利于發揮體系的開放作用。

              民法典的特色保留

              民法典在面對現在進行時之際,堅守屬于自己的空間和時間,按照自己的現實和理想去規劃民法典。民法典開宗明義,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總則編部分,關于法人制度,明確采取適合于我國政經體制下組織特色的法人分類法,區分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和特別法人,其中非營利法人包括事業單位法人等,特別法人包括機關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等,這些都是中國現實體制下的特色組織形態的轉化。

              關于我國基本經濟體制保留的規定,在物權編體現最為清晰,不僅明確維護土地和重要資源的國家所有權、集體所有權設定,而且在具體設計用益物權、擔保物權類型時,也要求注意對公有制功能的保全。

              婚姻家庭編也強化婚姻家庭的價值文化觀,重視婚姻家庭的社會意義,明確引入家庭文明建設條款(第143條),強化過錯賠償(第1054條、第1091條),還引入了協議離婚冷靜期規定(第1077條)等。

              民法典塵埃落定,持續多年的浩大的民法典編纂工程終于告成。民法典接下來面對的挑戰就是無限可能的民法實踐,我們期待,這部民法典能夠經受住時代的沖擊和考驗。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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